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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曾是电视荧屏上的熟脸，主持过深夜新闻，普通话带点粤语口音，却被夸“国际范”。1990年代的香港传媒圈，外语流畅的主播不多，她靠这一点打开上升通道。回归前她在节目里高调支持“一国两制”，观众以为遇到了爱国知识分子，广告商也愿意砸钱。没人想到，这是她精心布的第一张网。
那几年，她同时申请了加拿大永久居民，又在英国置业。两套剧本同时演：镜头前说“香港未来一定更好”，背地里把户口、保险、房产一件件往外挪。朋友问原因，她只笑，“分散风险嘛”。
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。立法会宣誓现场响起义勇军进行曲，所有议员起立，她却闭嘴。她把手放在胸前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全程用英语念誓词。媒体镜头怼脸，她淡淡一句：“I’ve never claimed to be Chinese。” 舆论瞬间炸锅。
国歌不是随便的旋律。根据香港《国歌条例》，公职人员要以尊重姿态参与。她的沉默本身就是公开挑衅，法律却一时拿她没辙，因为条例当时尚未生效。她抓住空档，加深操作。
2013年，四川雅安地震，特区政府拟拨款一亿港元。程序本来一周内可批出，她却提出十八项“审计疑问”，要求重做预算，会议拉到第三周。赈灾资金因此推迟足足十二天，救援队住在板房里干等。港媒查到她当日还在社交平台晒红酒，评论区被挤爆。
外界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她的冷血。可在国外基金眼中，这恰是“有价值的棋子”。2014年起，她参加多场外部资助的培训，主题永远离不开“自决”“自治”。补贴标准清晰：一次出境，机票加日常津贴3000美元。
2018年的柏林女议员大会成为真正的分水岭。大会按护照国别排座，她看见桌签“中国香港”与五星红旗，转身走到“stateless”那张桌子。现场志愿者提醒她座位错误，她挥手示意“no， I’m good”。全场安静三秒，随后各国代表小声议论。德媒随即发推，标题“Hong Kong MP refuses Chinese identity”。
当晚，她在酒店接受一家美媒采访，声称“香港未来需要新的主人”。这段录像被者当成宣传片四处传播。她的人气被推上顶峰，也把自己推向法网。
外界还不知道，她的家庭布局已走到最后阶段。两个儿子自小学就在英国萨里郡寄宿，护照是纯正的Union Jack。她要求孩子不准说粤语，甚至不准点中餐。校友记得，兄弟俩最常讲的词是“we’re British”。
2019年修例风波，她白天参加，夜里登机离港，理由是“参加儿子的婚礼”。照片显示，她抵达伦敦后立刻与某智库成员共进午餐，讨论所谓“前线支援方案”。同一天，香港中环出现她的海报，字句却成了“勇武后援”。双面身份，再次暴露。
法律不会缺位。2021年，“非法初选”案发，她被国安部门带走。住宅搜出多份加密文件，其中含现金出境路线、境外账户列表、代号“RainyDay”的资金分发表。她沉默时间不过五分钟，随后请律师。
2022年8月，她在法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。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，这一罪行最高可判终身，但她配合调查，法官酌情减至50个月。刑期从2021年3月算起，意味着2025年4月底出狱。
出狱那天，媒体镜头记录到的只有一个背影。没有鲜花，没有家人。她拉着行李箱，头发已花白。记者想追问，她摆手，迅速钻进一辆租来的小车。
更刺痛她的，是儿子的冷淡。长子只打过一次电话，提醒母亲“别谈我护照的事”。次子干脆拉黑所有香港号码。四年的铁窗生活，她寄出的信全被退回，上面写着“address unknown”。
朋友劝她：“回头太难，但你还能做正确的事。”她苦笑，“我已无船可回。”2025年5月，她抵达曼彻斯特，与丈夫同住一套老房子。当地社区志愿者看见她蹲在超市打折区挑土豆。
她想重启社交媒体，发了几张英伦小镇日落，却只有几十个点赞，多数还是境外激进组织的机器人账号。过去呼啦啦围上的“手足”不见踪影。境外基金告诉她，项目已结束，没有薪水。
曾经的资源、人脉、舞台全部归零。她靠失业救济与丈夫微薄工资度日。周五傍晚，她会在街角酒吧点一杯淡啤，旁边桌的人不认识她，她也懒得解释。偶尔电视播放香港新闻，她立刻换台。
中国互联网上，对她的讨论越来越少。人们忙着复工、旅行、追剧。只有法律年鉴留下一行记录：某前立法会议员，已服刑完毕。
现实提醒所有人：赚着这片土地的机会，却妄想切断血脉，最终只会被双重放逐——法律的、情感的。有人总结她的结局，八个字，“得寸进尺，满盘皆输”。冷，却准确。
如今的香港街头，晚风仍旧，有新人宣誓，国歌旋律响起。歌声不需要谁强迫，每个人都在唱。观众席空出一个位置，那是她曾坐过却拒绝歌唱的地方。